编者按：各位读者，大家好，今天为大家推送的文章作者是协会理事陆晓娅，晓娅老师从《不在病床上说再见》一书中了解到，瑞典的许多临终患者并非在医院中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而是平静安详地在家中死去。要达成这样的社会共识，这个国家用了20年的时间，随着“生前预嘱”和“缓和医疗”的推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为身边人和自己的临终寻求更舒适和有尊严的医疗、社会等帮助。病床，一定是我们最后的归宿吗？一起听听陆晓娅老师怎么说。

病床，一定是最后的归宿吗？

作者 | 陆晓娅

这几年看了不少与临终照护相关的书，但这本薄薄的《不在病床上说再见》，还是给了我一些刺激，有些地方还吃惊不小。比如书中说，瑞典用了20年时间，改变了过去的临终医疗，不再给不能进食的老人进行点滴和导管喂食，那里也很少长期卧床的老人，许多老人不是死在医院的病床上，而是平静安详地在家里死去。

《不在病床上说再见》［日］宫本显二 宫本礼子 高品薰 译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哦，看上去这是一条U型曲线，在经历过“先进”的医疗技术对死亡的大量干预后，瑞典人又重新回到更加传统、也更加人性的道路上，减少了人们临终期的痛苦，让人们能死得平静而有尊严。

20年的时间，不长也不短，如果瑞典人能对临终医疗形成新的社会共识。那我们也能。

不过我们的现实尚不乐观。我们需要从别人经历过的曲折中去省思，从别人走过的路中去接受启发。这本两位日本医生写的书，就是启发之书。从他们的描述看，日本作为已经率先进入超高龄社会的国家，他们在想方设法让临终的亲人接受“延命治疗”方面，比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通过“鼻饲”、“胃造口”、“打点滴”来给不能进食者补充水分、营养，在日本也是非常普遍的，乃至不这样做反而会被质疑和怀疑。

这样的场景，这样的纠结，几乎每天也都在我们身边发生着。“不能看着亲人死去”，“总得做点什么”，让很多临终者在家属的主导下，不得不插着管子、被绑在床上，最后瘦骨嶙峋地、孤独地在病床上死去。

这样真的就对吗？这本小书，用大量的案例和不同国家的实践，让我知道了很多的临终医疗措施，其实并不是人们想象得那样能给患者带来好处，相反它们带来的可能是极大的痛苦。作者详细介绍了长期卧床、鼻饲、胃造口、点滴的实际效能和副作用，也回应了人们普遍的疑虑，比如，不打点滴、不做胃造口导食，“这是要饿死人吗？”作者说，临终期的老人几乎不会有食欲，他们的肠胃系统变得衰弱，无法承受食物，就算有特别想吃的东西，也只是尝一口就满足了。口渴时，只要给他含一口水或一小块冰块，就足以缓解了，而打点滴才真的无法解除口渴感。

他们发现，没有接受经肠道营养及点滴的患者，最后大都能安详离世；而勉强患者再多活两三个月，患者在过世时会极度衰弱，“变成一幅皮包骨的样子”。

作为家属，其实很少有人想过，亲人“死的样子”本来是可以更好的，他们并一定非得浑身浮肿，死后只能穿大两号的衣服和鞋子；非得瘦骨嶙峋，一幅受尽苦难的样子；非得因为接入各种管子和其他医疗措施而令身体残破……很多时候，过度医疗只是满足了我们的心理需要，却增加了逝者的痛苦。

但有时候，知道了“不做什么”并不能让人安心，我们还需要知道可以“做什么”和“怎样做”。在书中，作者也介绍了很多可以帮助老人和临终者的方法，比如如何让失智老人最后都能进食等等。

作者还认为，死的方式也表现出一个国家的民族性。他们分析了日本人“强行延命”的五大原因：第一，日本遵循延命至上主义，有可能是因为战争让众多国民失去生命而在人们心中留下了阴影，国民普遍对生命抱有“比起质量，更重视长久”的观念；第二，很多人不曾和家人聊过自己希望怎样死去；第三，诊疗报酬和养老金等社会制度问题；第四，如果医生没有尽力实行延命医疗，就有可能遭到家属的起诉；第五，是大众缺乏伦理观念，因感情上的不舍或其他原因，将自己也不愿意承受的无效医疗之苦强加在已无法表达意愿的老年人身上。

我觉得我们中国也大同小异吧，我们的重生文化，我们对死亡的避讳，我们的医疗体制，我们的价值观念和权利意识，都使“延命医疗”有很强大的“生命力”。

但如果从现在起，通过不同路径和方法去解决这些问题，或许我们也能用20年时间转变现状。好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生前预嘱”，知道除了“延命医疗”还有别的选择；也有越来越多的医护人员，勇敢投身安宁疗护事业，努力减少人们的临终痛苦、帮助人们保全生而为人的尊严、平静安详地辞世。他们积累的宝贵经验，将造福更多的中国人。

我写此文，也是希望注入涓滴之水，来推动这一进程吧。